全世界的高档运动自行车上，Shimano(禧马诺)公司的零部件以绝对优势保持着全球第一的占有率，Shimano的产品涵盖了变速、传动和刹车系统，并且有自己独具一格的命名规则。以下简单介绍一下Shimano各系列山地车配件的命名以及档次定位:Shimano山地车零件，按档次从低到高：SIS、TOURNEY、ALTUS、ACERA、ALIVIO、DEORE、DEORE LX、DEORE XT、XTR
以上的型号如Deore指的是套件，完整的套件包括变速、传动、刹车系统。
XTR是最顶级的竞赛用零件，追求的是极至的轻量和精准，价格同样也是“顶级”的；Deore XT是次顶级的系列，事实上在很多场合，选择XT比XTR也许更合适，因为XT几乎和XTR一样精准好用，虽然重量相对XTR稍重，但是带来的好处是更耐用。(XTR为了追求极至轻量，使用了较多如炭纤之类的轻量材质，而XT有更多金属材质，所以更耐用，当然还有其他因素，此处不赘述)
Deore LX与Deore是更为经济的选择，性能较高一等级的产品稍逊，但是仍然在较高水准之上，都是高档整车的常用配件，这两档产品同样都十分耐用。
Deore及以上都是27速的产品，属于高级别配件，都足以应付真正的山地越野活动。
Alivio、Acera是24速的山地运动入门级配件，可以对应强度不高的山地运动、娱乐。Altus是21速入门级别配件，对应城市里的娱乐骑行，你用它上山也可以，不过有经验的车友会告诉你，这是不妥地，^_^,
Tourney是21速民用级别配件，适合用来在城市里代步、休闲。你有更高的要求？还是别为难它了.
SIS，Shimano18速低端配件，很多人当年第一次见识Shimano可能就是从SIS开始的，当时还曾是好东西的象征，不过现在国内的自行车市场已经今非昔比，SIS也渐渐淡出了大家关注的视线，只会出现在大厂千元以下的车型之中。
[这里要提醒初学的朋友注意的是，很多杂牌厂商常打着“配置Shimano变速器”之类的含糊旗号，其实往往配置的就是最低档的SIS，如果车子卖几百元就还好，如果这样的车子还要卖一千多元，大家可要擦亮眼睛！]
2500左右的整车，厂商一般最多用到Alivio；1500左右的整车，一般最常见的是Altus；而SIS不应该出现在千元以上的整车中。
 如Giant之类的厂商一般不会用到完整的套件，都是挑几样主要部件来用，比如变速指拨、前后变速器；因为变速系统技术含量最高，而且用户比较关心；其他传动和刹车系统比如牙盘、曲柄、花鼓、刹车等一般如Giant等台湾厂商常用台湾产品来代替，当然，台湾厂商的配件有的也是很不错的。
虽然在品牌整车里很难看到使用整套的套件，不过一般通过看变速系统的级别来判断整车的档次还是比较准的，特别是对于三千元以内的品牌整车。

变速系统包括变速指拨、前拨、后拨、变速线。
　　变速器，国内最常见的两个牌子，一是喜马诺Shimano，二是SRAM。
　　喜马诺占领中国市场很多年，新兴的SRAM在性价比上的确优越一些，比如SRAM-7.0变速系统就是针对Shimano-XT设计的，但是价格便宜一半。还有要注意的是，Shimano跟SRAM有的零件不兼容，最好不要混用。
　　指拨：分两种，一是剪刀变速器，二是转把变速器，转把变速器变档时来得更快，有的人有钟爱剪刀变速器，因人而异了。Shimano的变速器大多是剪刀的，SRAM的转把变速器很有名。
　　还有一种是联体手变，把指拨和刹车的闸把做成一体的了，这样的好处是具有极高的兼容性和美观，不足之处是，万一闸把坏了指拨没坏，还是得全部一起换。
　　前拨：钱多的往XT上走，钱少的用alivio。SRAM的很不错，比较实惠
　　后拨：个人认为比前拨重要些，建议装比前拨高一档次的家伙。比如Shimano的LX、XT系列，SRAM-7.0等，结实耐用。钱少的就装Shimano alivio。
　　变速线：同刹车线。
　　附：Shimano的级别从高到低依次是 XTR， XT， LX， Deroe， Alivio，Acera，Altus，Tourney
　　SRAM的级别从高到低依次是XO、9.0、7.0, SX4, SX5

在《泰晤士报》的网站上，我看到了尼古拉斯·桑巴特的照片。

他身穿黑色大衣斜靠在长椅上，黄丝围巾松散却夸张的结在胸前，像是一朵绽开的绚丽花朵。

即使宽宽的额头上已是深深皱纹，眼角已随岁月下坠，头顶上的白发如风吹过的乱草，你还是可以一眼看出他曾是个多么英俊、倜傥的青年。昔日海德堡的朋友圈中的不成文规定——他“必须找最漂亮的女孩当女友”。

照片刊登于2008年8月6日，出现在讣告页上，尼古拉斯·桑巴特已于7月14日去世。不过，他终身的学识和风流，已透过书籍留下来。

我手边的这一本是《海德堡岁月》，关于他一段青春的回忆录。两年前发现它时，纯粹是被书名与朴素的封面设计所吸引。我不知道这位桑巴特先生是谁，也从未想过是否与德国那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韦纳·桑巴特有关系？

不过，它唤起我久违的阅读乐趣。

回忆开始于1945年，德国战败投降，从北部的汉堡到南方的慕尼黑，整个德国四处是残垣断瓦、缺衣少食、屠杀的记忆、失败情绪、苏联和美国士兵……一等兵尼古拉斯·桑巴特幸运的躲避了被杀或被遣往西伯利亚战俘集中营的命运，以一名退役老兵的身份来到海德堡——静谧而灿烂的大学城，或许也是唯一幸免于被轰炸城市——开始他的学生生涯。

一开始，是尼古拉斯的轻快典雅和轻快的笔调吸引着我。它是教养、思索、雄心、青春活力和稚气、享乐主义和一点点玩世不恭的混合体。

那些片段让我着迷。尼古拉斯和他的朋友们，整夜的畅谈书籍与思想，一心要创办表达自己这一代声音的杂志，进入大师们的书房聆听教诲，在小酒馆里大吵大嚷，还在深夜翻过窗户去和女友偷偷幽会，享受扼杀在枕头下的低低呻吟……

对他们来说，整个世界与人类的历史，都是一个探索之物。他们试图通过各种道路抵达终点——思想、酒精、爱情、友谊，争辩、旅行……

倘若，不是几天前对海德堡短暂的一瞥，我对于尼古拉斯·桑巴特的理解就到此而止了。

二

我在一个冬日清冷的午后到达。“这里是俾斯麦广场，这里是大教堂，老城，古堡，哲学家小径”，在火车站门口游客中心，那位热情的中年妇人从柜台取出海德堡的游览图，不等我继续追问，就用原子笔熟练在上面画出地标——她已见过太多我这样的陌生人，重复过千百次同样的动作，海德堡已是著名的旅游城市，游客打破了往日的宁静，当然他们很少在这样的寒冷时节到来。

在小小的被密集的电车轨道划过的广场，我看到了俾斯麦的白色半身胸像。他在严寒中秃着头，表情过分严肃，上唇的两撇浓密的胡须，胸前礼服夸张的折摆，这十九世纪容克们的威严与自满，像他身后枯枝上的树叶，早已随风飘去了。

从俾斯麦广场向北，就是跨越内卡河的西奥多-休斯桥了，而哲学家小径就在河对岸的山上。像过分规矩的德国人一样，我耐心的等待红灯变绿。身旁那个或许只有一米四零的老妇人，却径自走过，那头蓬松、干净的白发随着步伐微微颤动。仿佛年龄从未让她变老，而只是赋予她足够的资历来藐视规则。谁知道呢，或许她已在这小镇上走了八十年，不管是雅斯贝尔斯，还是阿尔弗雷德·韦伯，她曾对他们视若无睹。

寒冷让人更容易饥饿，跨过静静流淌的黄色内卡河后，我钻进街角一对上海夫妇经营的中餐厅，它有红皮沙发和大学食堂里的味道。

在这里，我碰到了小赵。他穿着条纹帽衫、蓝色牛仔裤，消瘦的脸上流露着国内大学男生的稚气，端着一份肉丸子配白饭，正在找座位。

我示意他坐在对面，饭菜不闲不淡，我们的闲聊也不闲不淡。一开始他的声音很低，我要问上两遍才听清楚。1978年，他出生于的贵州省的凯里市，这个黔东南的小城，以香炉山、清水江和数不清的苗族村寨著称。20岁时考取了贵州大学的物理系，从本科读到了硕士，毕业后三年里，他在贵阳市的一所律师事务所工作，但是那座西南城市的生活太过平庸了，他决定前来海德堡大学继续学习物理。

我听到他描述中的厌倦和孤独，也看得到在这背后的一种深深渴望，他想抓住些让他兴奋、感到温暖的东西。我提议一起去哲学家小径走走，他毫无迟疑的就答应了。

“来海德堡的第一天，我哪都没去，就直接来到这儿。”当我们走到一条上坡小路时，他说，“就是这里，真看到时，还挺失望的。”

哲学家小径以一段窄窄的、不平整的柏油路开始，新旧沥青的颜色交替在一起，路两旁是红色的石墙，墙旁是几辆四人座的汽车，墙内是一栋栋两层的小楼，不知什么人住在其中。红色的干石墙，是海德堡的标志。小径的坡度很陡，要花上些力气才上得去，如果哲学家徒步而上，可分不出心思来思考。

“这是我们的物理研究所”，这是一幢被漆成乳白色的小楼。我们相遇前，他正在这里写写算算。再往上走，坡势平缓了，房屋也消失了，只有红色的干石还在，四处是绿树、野草和葡萄藤都，空气愈加清新，四周一切安静，可以听得到自己的呼吸声，我们已到了Heiligenberg山的山腰了，转头看过去，整个海德堡小城正静静躺在内卡河谷里，内卡河水正浑浊而悄然的流过，教堂尖顶从巴洛克风格的老城建筑群里凌厉的挺出，Schloss古城堡巍然而力的耸立在小城一角，残破的红色砖墙，城堡内的勾心斗角、风流韵事，都已岁历史淹没……

哲学与思索的气氛，似乎也悄然而至了。小路旁，我看到约瑟夫·艾兴多尔夫的纪念碑，上面是年轻诗人英俊画像和一行我不懂的诗句。二百年前，他和另一位年轻诗人荷尔德林常在此结伴散步，他们或许同样的苍白和敏感，同样热衷于探索世界的秘密，同样坚持某种抽象的精神。

我们没有走到山顶。小赵的情绪随着时间热烈起来。他主动和我谈起，他曾多么喜欢尼采、博尔赫斯和屠格涅夫，在凯里县的一所中学里，这算得上惊世骇俗了。进入大学后，他仍是个“怪僻分子”。他疯狂的爱上物理学，并自认是班级里最优秀的学生，但他的考试成绩却总是最差的，老师接受不了他的不上课，和自创的解题方案。四年学业结束时，他差点没有拿到毕业证。不过，在研究生阶段，他凭着自学还是在英文期刊Physics Review Letters发表了两篇文章，并凭借这两篇文章，他申请到了马克斯·普朗克基金会提供的研究津贴，他俏皮的把基金会简称作“马普基金”。

“真是堕落了”，我们沿一条迷宫般陡峭石阶下山时，他不断重复着这句话。他说起了大学时的一位挚友，迷恋上诗歌，每天都拿着新写的诗作来找他。“尽管，不断被我打击，他还是写，他后来退了学，现在可能在北京打工吧”，他几乎喃喃自语，“可是，我在网上碰到他时，他还会发来新诗。”
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他的朋友还在坚持，而他呢？他不再在物理学中寄托自己的热忱，再不相信“物理公式中蕴涵的简洁的美”这样的套话。对他来说，来到海德堡，与其说探索科学的热忱，不过只是对贵阳那单调生活的逃避。但他真的逃离了，却又发现仍是空空荡荡的。三个月里，研究所的学习工作像是一桩习惯性的动作，而他似乎也作好准备去探索别的，他没准备学习这里的语言，没去过其他城市，甚至连小城里那座辉煌而残破的古堡也没去过，他来到尼采的故乡，却连一本他的书再不想翻起。

我们在老城里游荡了一个下午，走过了旧大桥，摸了卡尔门旁的黄铜猴子，他请我喝了咖啡，陪我在一家英文二手书店里东翻西检。看着我买的一袋子书，他突然说“我好久没看书了”。

他的房间里的确没有一本“书”。这个强行将厨房、卫生间塞进去的公寓房间，是个再典型不过的单身学生宿舍。一张床，一个写字桌，一个书架，两把椅子，再没有更多的空间了。平躺在床人，脚就正好抵在厨房的水池边。不过，平心而论，这仍是不错的居住条件，每月400欧元的房租一点也不便宜。书桌上一台笔记本电脑，很多份Physics Review、吃剩的桔子皮摊在上面，而书架上只有两本物理教材。

他执意请我这里坐坐，好让我登上离去的火车前尝尝他的手艺，他觉得自己水平可比那对上海夫妇高多了。这也他表现自己善意的方法，大概很久没人和他提起尼采、博尔赫斯这样的名字了。

他切西红柿时，我在用他电脑里看《我的野蛮女友》，全智贤是他最喜欢的明星，不管是她的样子和身材，都是他的理想情人。看到全智贤的美丽蛮横的样子，他似乎自然的说起他从前的恋情。那时，他正在读屠格涅夫的《初恋》，开始用羞涩和纯情的方式向那个同系不同班的女生表达。古典的方式，迎来了现代的溃败，令他至今耿耿于怀……

三

和小赵散步、谈话时，我把尼古拉斯·桑巴特忘得一干二净。当我再一次翻开《海德堡岁月》时，读到了约瑟夫·艾兴多尔夫的诗，不知它是否就是刻在纪念碑上的那一句。

在这三行诗中，尼古拉斯·桑巴特看到了真正的“海德堡精神”——它是“非海德堡人的东西，是一代代人不断更新、确认的思想经历的产物，他们符合边缘人的特质，并神奇地在这个地方相遇。他们孑然一身，以旅人和外人的身份来到这里，在这里找到一个新的超越感性的寄托之处”。

重读这本迷人的小书，是一次再度发现之旅。插页里那些安静的黑白照片，老桥门、赫拉克勒斯的喷泉、圣灵堂前的市集，我都已到过，我呼吸到海德堡冬日的宁静与清澈，这些半个世纪前的生活，会带给我哪些的新感受？

除去两年前的青春浪漫，我更多的读到了每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是如何延续传统，如何被新的时代特征所塑造的，当然，我也通过Google了解到，原来这位尼古拉斯正是那位更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桑巴特之子。

“我们属于的这一代人，大概是最后一代人，一出生便理所当然地要求把这个世界当作整体来理解。”尼古拉斯·桑巴特在《三个朋友》这一章中写下的第一句话，他接着解释说，“他们要求在他们的意识与自觉中，能在精神上达到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度民主。这断然包括了对人类发展的看法，阶段性的继续发展，朝更高层次的发展——进步的观念。”

这或许解释尼古拉斯·桑巴特迷人的所有原因。他是一个身处新旧两个时代中的人物。当他降生时，他的家庭给予他一个辉煌的传统。这个传统从文艺复兴发端，经由启蒙运动、地理大发现、现代科学革命，到了20世纪初达到了成熟的巅峰。在他的上一代人身上，不管是他的父亲，历史学家克罗齐、文化学者阿尔弗雷德·韦伯、哲学家雅斯贝尔斯，还是从未谋面的巨人马克斯·韦伯，尼古拉斯·桑巴特必定感受到一种恢宏的气魄，整个人类的历史与命运都存在于他们的案头上与笔记本里。但是，溃败的种子也同时埋藏于这辉煌中。

他在马克斯·韦伯身上看到了一种深深的异化。他充满了“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挫折”，目睹着这一阶层的创造力与财富，被俾斯麦所代表的强大官僚阶层所压制与摧毁，而他只能用道德上的愤怒，来掩饰政治上的无能。

当尼古拉斯·桑巴特来到海德堡时，俾斯麦的遗产已给德国、或许整个西方世界，带来了两次深刻的摧毁，而那个伟大的传统，也在过程中开始断裂了。于是，他这一代人面临着多重的挑战。

他一方面试图继承那个光荣的智力与文化传统，就像他对于“知识公民”定义，一方面要继续追问与清除那个糟糕的政治与官僚传统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在这个残破的现实面前，寻找自己的声音。所以，他喜欢那份志趣高雅的《蜕变》，却仍执着要创办《失落的一代》，因为前者是“以过去的标准来判断当代的‘思想的状况’”，而他追求的如何表达出年轻一代的“恐惧和希望，界定他们的政治概念，勇敢揭示他们的特异体质，让他们不再沉默，而能发声”。他在自由主义中寻求到支持，因为它标榜的是以演进的方式来看待世界，而不依赖于特定的结论。

从1945年—1951年的6年时光里，尼古拉斯·桑巴特在海德堡找到了充分的宁静和思想上的激荡。古老的“知识公民”的传统，和德国重建的现实，给予他一个巨大的思想实验场，以塑造自己或许更广泛的一代人的精神世界。当他在2008年6月离去时，他已是战后德国最重要的名字，他影响了一个世代。

在重读《海德堡岁月》的过程中，小赵的形象在我眼前若隐若现。我记得他陪我狂奔到火车站，透过合上的车门玻璃，我看到孤独的身影。

像200年前的约瑟夫·艾兴多尔夫一样，他以一个边缘人的身份到来。他的心中曾经带有那么多炽热又感伤的梦想，这些梦想被他曾生长的社会所深深伤害，以至于不得不主动遗忘它。而在这陌生的海德堡，语言、文化、还有种族，都树立了天然的屏障，边缘人的身份会解放他、激励它，还是会加剧他的挫败和封闭？那间零乱小小的公寓，似乎是不妙的征兆，它贫乏而缺乏内在秩序，我可以想象，有多少个夜晚，他是盯着那台15寸的显示器，打发掉青春的光阴。 平庸的社会习俗却有着强大的吞噬一切的惯性。自大成长以来，周围就是无时不在加强的惯性。他曾奋力的拼搏过，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鼓励与响应，然后自然的衰竭与自怜，生活被缩减成简单的需求。我也知道，很多在德国留学的中国青年正遭遇着同样的尴尬——他们的世界不是更宽阔，而是更封闭了，他们自嘲是“驼鸟人”——一种夹在双重文化中的变形人种。

但我也记得，临行前他对我说，是该认真的读书与生活了，停止这“堕落”了。是的，他的海德堡岁月刚刚开始，而我希望再次相逢时，他能背起这诗句“而这魔力并未欺骗他们”。

露天电影院  很多年前，中国百姓最美好的光景，是伴随着露天电影度过的——孩子们带着自家小板凳，开演前几小时就去抢地盘，有时候人太多，一部分人不得不去看银幕的反面。1990年代中期，一些大城市还有少量露天电影院。进入21世纪，人们大多选择在家里看影碟。

朝鲜和东欧电影  上世纪70年代，中国引进的“大片”以阿尔巴尼亚、罗马尼亚、朝鲜、越南电影为主，以朝鲜电影的引进规模最为庞大。那时，看电影更多是工厂和学校组织的“忆苦思甜”的一个节目。当时有句顺口溜：越南电影飞机大炮，朝鲜电影哭哭笑笑，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，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，中国电影，新闻简报。

小人书  小人书学名连环画。解放后，小人书的题材多半是土地改革、爱国增产、抗美援朝等。1980年代小人书进入鼎盛期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不少外国名著和中国名著小人书也在市场热销。1990年代，小人书渐渐在书店里消失。今天，这个集体记忆的标本已成为民间逐年升温的紧俏收藏品。

公共澡堂  女作家大老黄这样描绘她对公共澡堂的感受：我极为讨厌那个地方。除了人多拥挤透不过气外，更重要的是，面对这么多的裸体女人，我感到无所适从。在公共澡堂里，我感到所有的丑恶都聚集在了一起。现在，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，谁家浴室里没有个莲蓬头啊。

四合院/老胡同  四合院是中国历史最悠久，分布最广泛的汉族民居典型，以正房、东西厢房围绕中间庭院形成平面布局，院落宽绰疏朗，四面房屋各自独立，又有游廊连接彼此，具有很强的私密性。1990年代后期开始，拜经济发展之赐，北京许多年代久远的四合院夷为平地。

蜂窝煤/煤炉  有了液化气、煤气之后，这两个物件在城市中基本看不到了，不过，在北方农村，它们仍然是重要的日常用品。随着油价高企，一些城市的低保户也开始重新使用蜂窝煤。

右派帽子  1978年9月17日，党中央批转同意中组部、中宣部、统战部、公安部、民政部《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》。至11月，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在全国各地全部完成。

知青   1968年，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：“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。很快，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。 

1979年，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知青问题的“六条”精神，随后，大量知青通过各种途径返城。

红宝书  被誉为“红宝书”的《毛主席语录》，曾经风靡全国、遍及世界，从1964年5月问世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文通知停止发行，15年内，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印数已达10.55亿册。“文革”中，人们饭可以不吃，觉可以不睡，但“红宝书”不可不带，不可不读。

敌台   这个名词在改革开放之前是非常吓人的。敌台就是敌人的电台,那时除了政府和党的电台外,都可以理解为敌台。虽然还有几个国际朋友,如朝鲜、越南、阿尔巴尼亚等，但个个穷得叮当响,其电台估计连自己的国家都覆盖不了,更无法将他们的革命之声传到中国了。

万岁   解放后，由于伟大领袖空前绝后的伟力，老百姓激动得找不到更美好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情感，只好求助于“万岁”。改革开放后，“万岁”的口号和个人崇拜一起成为历史。

打倒   “文革”中，“打倒”一词成了口头禅。经历过“文革”的人，很多都尝过打倒与被打倒的滋味。打倒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斗争气息如此之浓的口号渐渐废除。

螺丝钉   螺丝钉精神源自雷锋日记，“我要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！”这个一度最光鲜的字眼，象征着无私奉献、忠贞坚守、默默无闻等最美好的品质。这样的精神曾经是整整一代人的理想。1990年代以后，雷锋的名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。

“文革”色彩姓名   “卫东”、“万红”、“胜利”、“抗美”、“国庆”、“超英”，“文革”中，中国人取名字大多带有政治色彩。今天的家长，谁也不会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。

红旗牌轿车   1958年8月，中央为建国10周年庆典向一汽下达了制造国产高级轿车的任务。工人们以借来的1955型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为蓝本，手工制作了一辆高级轿车。

1959年10月1日，10辆崭新红旗轿车在首都国庆庆典上亮相，引得国外媒体争相报道。

1980年代，“红旗”因耗油量大、成本高、产量低而停产。1990年代，一汽与国外公司合作重新开发红旗系列轿车，但在外形上摆脱不掉老款奥迪的影子，技术上也都是依靠国外。

食品供应证/粮票/布票/油票 

计划经济时代，物品奇缺，求大于供，只能采取凭证分配的办法。那时，中国人每家都有户口，有了户口本，才有粮食关系，有了粮食关系才发粮本，有了粮本才能买米，或者取粮票，有了粮票才能在街上买吃的——光有钱是不行的。“大跃进”时期，粮油票、布票之外，又添上了香烟票、糖票、火柴票、日用品票、副食品票、绒线票和其他一些花样百出的票证。改革开放后，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商品供应的充足，这些票证全都成为历史遗物。

倒爷   倒爷分两种：一种受到人民群众痛恨——在价格“双轨制”时代，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的悬殊差价牟取暴利；再有一种，只要他/她卖的是少见的物品，就被叫作“倒爷”。

1997年3月，刑法取消“投机倒把”罪。2007年7月，国务院法制办表示，正在抓紧起草制定有关市场监督方面的行政法规，以取代备受关注的《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》。此条例适用已经20年了。

工分  工分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建立的农业生产互助组，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。这种方法主要有底分死记、底分活评、定额记工、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等。由于操作上流于形式，致使平均主义和大锅钣普遍存在，按劳分配原则无法体现，干多干少，干好干坏，工分都一样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，农村里评工记分的方法逐渐废止。

招工指标  十几二十年前，这是一个重要词汇。当时想找一份工作，不管国营还是集体，必须有招工指标。招工指标非常少，即便花钱也难以弄到。那时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机制还未形成，没有“正式”工作就等于没有了饭碗。 

现在，已听不到哪儿还有招工指标，倒是“炒鱿鱼”和“跳槽”成了新的口头禅。

工资区  1956年，中国实行工资制度改革，依据各地自然条件、物价和生活水平、工资状况，适当照顾重点发展地区和艰苦地区，将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。规定以一类地区为基准，每高一类，工资标准增加3％（如浙江属二类地区、安徽属三类地区、北京属六类地区、上海属八类地区、广东属十类地区、青海属十一类地区等）。这一规定沿用到1993年。

万元户  改革开放初期，极少数农民通过各种努力勤劳致富，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，万元户因此得名。当时，万元户不仅在农村，在城市也是高收入群体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06年，全国人均月收入为1041.73元。在很多大城市，月入万元尚不能算作中产阶级。

大集体  特定时代的产物。“文革”中，上千万知青上山下乡。“文革”结束时，大部分知青要求回城，造成1979年、1980年左右的失业高峰。当时中央政策是谁家孩子谁抱走，你父母在哪个单位，哪个单位负责你的工作安排，国有企业的职工子女被国有企业自己包下来了，又不能马上把他变成国有企业职工，就把他们放在劳动服务公司，形成了厂办大集体。市场经济时代多被改制或破产。

大锅饭  大锅饭是指原国有企业中，各工种、单位不按市场方式经营，待遇不与利益挂钩，大家无论盈亏，统统吃国家的，好像在国家‘大锅’里吃饭一样。大锅饭是平均主义在经济领域的表现，是长期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效率增长的痼疾。经济体制改革以前，个人吃集体的大锅饭，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，地方吃中央的大锅饭等问题，十分严重。

农转非  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。农，指农业；非，指非农业生产，确切的意思是国库粮。人事系统农转非工作是帮助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在贫困边远地区、艰苦岗位工作的职工和乡镇企业中的管理人员解决户口困难，目的是支持、鼓励各类人才到艰苦岗位工作。当年，农转非“吃商品粮”，是让人羡慕的事。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，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，某些地方，甚至有人念叨当农民的好处，愿意“非转农”。

福利分房  单位所建房屋以福利形式分配给职工居住的一种待遇。1998年，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，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》文件出台，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，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、住房供给商品化、社会化的住房新体制。

毕业分配   新中国建立后，对大学生毕业分配十分重视——1951年10月1日，当时的政务院决定“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”。“文革”后，百废待兴，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届大学生，个个是香饽饽，这一时期依然沿袭“文革”期间中断了的统一分配制度，个人无需为工作操心，却也没有自主权，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。

1987年，首次出现大学毕业生分配后被退回的“寒潮”，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凸显。两年后，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教委“关于改革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的报告”。2007年4月，随着西藏取消大学生毕业分配，延续了50多年的毕业分配制度，已成往事。

书信  “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。”信札的年代早已过去。现代通讯方式在拉近人们距离的同时，也破坏了人们彼此之间细腻的情感交流。小伙子们再也不会在大学的收发室里苦等姑娘来信：一枚倒贴的邮票代表着“我爱你”，侧贴则是“我想念你”，斜着贴代表怨恨……这些流行一时的邮票暗语注定了要像古老的旗语那样失传。

电报  随着固话、手机、MSN、QQ、Email等现代交流工具的普及，电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。当然，每年央视春晚念贺电依然是保留节目，不过，这些贺电一点也不符合电报的最大特征——简短。

表哥姐弟妹  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实施后的第一批独生子女已经开始进入婚育高峰期。对于这些独生子女的下一代来说，“表哥姐弟妹”的称呼已变成只能在小说、电影、电视中才能看到的前朝往事了。同这些称呼一齐消失的，还有青梅竹马的玩伴和面对困难时来自家族的帮助，他们有可能会是中国最孤独的一代人。早有社会学家指出，计划生育在实现人口控制的同时，也造成了人伦情感方面的缺失。

邻居  1949后，国家在城市建立了一整套住房方案，“单位”成为住房的惟一提供者和分配者。在大一统格局下，邻居一般意味着你的同事。尽管没有对居住环境的选择权，但邻居间的情谊却被今天商品房内的人们所怀念。隐私观念的普及和福利分房政策的中止，让“邻居”走进了历史。

贞操观  是什么让中国女性彻底看轻了贞操？女权运动还是性解放？亦或者，是操作简单收费低廉的处女修复术？最新看到一位男士在求偶贴中公布了对未来伴侣的、已经大大放宽了的贞操要求，令人莞尔：“不求第一次，只求第一胎。”

单位结婚证明  结婚无须请组织批准，离婚也无须对组织负责，在单位退出私人生活领域后，社会中人之个体变得更加独立和自由。2003年10月1日，新《婚姻登记条例》实行，结婚不再需要单位或街道盖章出具婚姻状况证明，婚检，也从原来的强制性要求，变为自愿行为。结婚和离婚都变得更加简单，婚姻开始成为纯粹的两个人之间的私事。随之变化的是，以前婚姻遭遇第三者，有组织撑腰、全民监督、领导教育，可是现在，当婚姻遇到内部危机和外在威胁时，婚姻中的一方到对方单位去告状、大闹的家务案例大大减少。

中山装  由于毛泽东经常在公开场合穿中山装，西方称中山装为“毛装”。在1960和1970年代，亿万中国人民大多穿中山装。中山装上衣兜里插支钢笔，代表有文化。

1980年代以后，西装和时装开始流行，中山装逐步被人抛弃。

雪花膏  20多年前，雪花膏是年轻女性令男子心旌荡漾的仅有的秘密武器。上了年龄的女人不能用，否则会有“妖精”之嫌。

与雪花膏同一时期，还有一种叫蛤蜊油的护肤品，填在小贝壳里，没有香味，油腻腻的，一度标价９分钱。

1990年代世界级名牌化妆品纷纷打入中国市场，雪花膏和蛤蜊油已难见踪影。

永久牌自行车 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自行车是高档代步工具。那时，农村娶媳妇往往用“永久牌”接新娘子。随着私家车、公交车、轨道交通等出行方式的多样化，“永久牌”自行车淡出人们视线。

算盘  阿拉伯数字出现前，算盘是世界上广为使用的计算工具。东汉末年，徐岳在《数术记遗》中记载，他的老师刘洪访问隐士天目先生时，天目先生解释了14种计算方法，其中一种就是珠算。

电子计算器的出现，让用了几千年的算盘退休了。

喇叭裤  喇嘛裤在1980年代突破灰色中山装的海洋，进入内地，心理叛逆的青年极爱穿上它，招摇于闹市街头。如此过分的打扮受到许多人反对，甚至被上升到政治高度——“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、“流里流气”、“不三不四”，全社会如临大敌。风靡了一阵子，到1990年代，喇嘛裤就成了过时玩意儿。

军大衣/解放鞋/军挎  军大衣，解放鞋和军挎，对于今天40岁以上的人来说，意味着抹不掉的记忆。

军大衣，在北方的冬天既保暖，又令人陡生一种英武之气；解放鞋便宜、结实、轻便、防滑效果好，但许多人都无法忘记那种穿久了的臭味；军挎单肩斜挎都行，骑车时还可以挂在车把上，禁脏耐磨。

时过境迁，这些几乎所有家庭必备的行头，已成为农民工的工作服，偶尔会有前卫如崔健者，背着军挎出场，让人惊叹时光的变幻。

叔叔阿姨头  1980年代盛极一时的发型，鬓角长长遮住耳朵，头上略烫小波浪，后脑勺留撮“鸭屁股”。女人剪了这个头，前面看上去像阿姨，后面看上去像叔叔；男人剪了这个头正好相反，前面看像叔叔，后面看像阿姨。这道风景早已淡出时尚，但性别混淆依然风口浪尖——李宇春那用发胶抓得满头乱竖的刺猬般的中短发，是新时代另一款宜男宜女的叔叔阿姨头。

呼啦圈  在上世纪80年代末，一项新的健身运动席卷了全中国——呼啦圈。瘦瘦一根塑料管围成一个圈，一群人摇的时候，能听见壮观的“呼啦声”。当时，几乎所有的晚会上都有呼啦圈表演，单人转、组队转、一人身上套多个转。1990年亚运会，呼啦圈更是火得没边没际。1994年春节晚会，创造了旋转98个呼拉圈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上海13岁少女欧阳贝妮登台亮相，引起轰动。

呼啦圈消失了很久，这两年又悄悄回到我们身边，这次打出了减肥瘦身的旗号。

红茶菌  流行于1970年代中后期的民间养生疗病饮品。当时，家家户户五斗橱上都用玻璃罐养着一缸像海蜇水母一样的柔软物体。从邻居家讨一小块红茶菌组织，在“副食品”配给供应的年代，用有限的白糖培养。每天，一家人数次喝下浸泡出的茶色液体。 

据四处散布的油印小册说，这一秘方本源于我国渤海一带，后流传至高加索，当地老人因长期饮用而健康长寿。 

进入1980年代，红茶菌被“醋蛋疗法”替代。

霹雳舞   1987年，美国电影《霹雳舞》引进中国，中国已故“霹雳王子”陶金深受震撼，开始苦练这种被当时正统舞蹈门类看成“歪门斜道、流里流气”的新舞步。陶金携新舞蹈上了春晚以后，霹雳舞在全国掀起一阵热潮，青年人戴着霹雳手套，在大街上模仿手臂折断、机器人木偶和月球漫步的谐趣动作，其热情程度，不亚于今天的青年跳街舞和赛滑板。

带功报告  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中国曾掀起过一阵全民气功热，数以十万计的人练过自发五禽戏、鹤翔桩，后来是香功……那是一个想入非非的年代，当时最流行的文学作品是关于特异功能的，最流行的电视连续剧是关于海灯法师的，最流行的演讲报告是听众一起发抖的——气功？催眠？还是心理暗示？反正大家纷纷表示：感觉到了，眉心热了，更有甚者，前排的残疾病人也扔掉拐杖站起来了。

四大件  1970年代，结婚的“四大件”是手表、自行车、半导体收音机和缝纫机。1980年代的“四大件”是：黑白电视、电冰箱、洗衣机和录音机。现在要结婚，房子这一个大件就足以让小年轻们喘不过气来了。

录像带  录像带是磁带的一种，主要用来录制、播放影音作品。在1980年代，“看录像”（主要是武打、言情）是城乡青年最流行的娱乐方式。近年来，因数位式诸存技术如VCD和更新的DVD的发展，录像带和录像机退出大众市场。

皮尔·卡丹  1950年，皮尔·卡丹创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时装品牌。他凭借独特的创造力和高明的经营眼光，很快在巴黎打开市场。这个品牌在中国也曾出尽风头，一度是时尚界至尊。随着全球奢侈品全面覆盖中国，皮尔·卡丹过时了。

BP 机/寻呼小姐  “有事就拷我。”“可是你拷品真的很差，呼了你那么多遍你都不复机。”再过10年将这样的对白拿给后来听，他们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。许多名词快速产生，又快速淘汰，这是语言学家面临的问题；小家电企业面临的问题是，许多红极一时的厂子在BP机退出历史舞台后纷纷转产或倒闭；而大批曾经薪水丰厚、嗓音甜美的寻呼小姐成了“下岗女工”。

大哥大  摩托罗拉3200，因其曾经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警匪片中江湖大佬的标配，赢得了“大哥大”的美称。1987年我国首个900MHz模拟移动电话网在广东开通，“大哥大”因其昂贵价格和不菲的使用费，一度成为身份的象征。除了信号模式，大哥大跟手机最大的不同是，其体型也是重量级的，黑暗笨重，厚如砖头。1996年，GSM网开通，手机日益平民化。2001年6月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完全关闭模拟移动电话网。大哥大退场。

综艺大观  在只能看CCTV的时代，《综艺大观》作为惟一的综艺节目，短时间红遍大江南北，成为百姓快乐的重要源泉。

就像它的标志人物倪萍被打上“古董”标签一样，《综艺大观》也已走完了13年的漫漫旅程。2003年，《综艺大观》走了，更多好玩好看的东西出现了。

甲A   1994年，对于中国男子足球来说，是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年份。职业联赛诞生，甲A联赛问世。“成都保卫战”、“工体不败”……给中国球迷留下了最美好的一段回忆，那时，人们真的相信甲A是能拯救中国足球的。

但在中国足协领导下，什么人间奇迹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：黑幕、假球、黑哨、瞒上欺下、赌球、洗钱……

2004，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宣布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开锣。此后的发展，不提也罢。

1994年，大连万达夺得甲A冠军；2003年，上海申花捧杯；2008年，这两家队伍都早已换了东家。

奉节古城  2002年11月4日上午10时53分，重庆奉节古城实施了长江三峡库区规模最大的一次爆破，分两次完成，历时6秒，爆破面积20万平方米，被誉为“中国第一爆”。奉节古城永远消失。它的同伴还有：兵书宝剑峡、龙门峡、倒吊和尚、水帘洞、七道门洞、巴堰峡、关刀峡、大溪文化、屈原祠、白鹤梁、张飞庙……

蓝天  “沙尘如雪盖京华，满城尽带黄金甲”，诗意盎然的标题下，是对北京一次沙尘暴天气的报导。据统计，目前北京一年中出现沙尘暴的次数相当于过去10年的总和。加上汽车尾气和工业污染猛增，北京全年“蓝天”出现的次数，在1998年锐减到不足100天。紧跟着北京沙尘暴的，是广州一年长达100天以上的灰霾天气。蓝天、白云、星空、皎月，已经成为一种奢侈。

耕地  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耕地面积一直在急剧减少，迄今为止，累计减少的耕地面积大约相当于一个法国，两个英国，三个半日本。1951年到1986年的36年间，全国累计减少耕地6.11亿亩，扣除开荒造田3.77亿亩，净减耕地2.34亿亩。全国已有9个省、直辖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，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0.05公顷警戒线。另一方面，全国人口却以每年1000多万人的速度增长。保护有限耕地资源，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。

收容遣送制  有助于理解“收容遣送制”的关键词还有：盲流、昌平沙场、暂住证、遣送原籍……

从“收容”变“救助”，湖北青年孙志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——一个自由公民，在自己的国家因为没有携带证件而被活活打死。在媒体和学界关注下，国务院出台了新的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》。旧制度开始松动，但是暴露出的城乡二元结构对立、公民自由迁徙权、违宪审查机制等问题，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。